石之瑜：中国宪政文化基础──克己复礼

到底宪政是否适合中国？民主法治是否适合中国？自由主义是否适合中国？这些问题所引发的不仅是关注，而且正在形成知识界借以相互人身攻击的话题。这样的相互攻击，已经愈演愈烈，彼此视若仇雠。可见，民主宪政不仅止于是价值选择的问题，也是社会文化的问题。

关于19世纪以降所发展出的宪政制度，若移植到中国的思想与文化环境后，有多大的适应上的困扰？首先，宪政的核心就是保护人权，论争者所遭遇的主要挑战之一，就是如何在人权与秩序之间拿捏，而他们拿捏时所抱持的态度，不仅关乎自身状态与当下事件，也涉及西方文化入侵中国文化的忧虑。

其实，这未必是中西问题。虽然民主自由所保障的是个人，但个人同时具有个性与群性，所以民主自由的建立，应该同时保障个性与群性。为了保护个性，就必须限制政府的权力；同理，为了保障群性，就必须透过限制个性以建立秩序。这个看似矛盾的道理，在中外都不陌生，包括从孙中山到毛泽东都在探究。

群体的存在如果不能支持个体发展，谁还在乎秩序？如此，个体就失去必须要属于群体的道理。而为了保障群体，个体又必须受到限制，否则秩序大乱，强凌弱，众暴寡，个体连带会受到侵犯。在这一层意义上，儒家文化所关心的群己分际，与当代民主自由或宪政制度所面对的群己或公私分际，无分轩轾。

当代宪政主义以有限政府为其核心价值，亦即不容政府权力膨胀而为恶；这个制度到了儒家文化之下，迄今尚未产生任何有效限制政府权力的价值观。对群的重视，在自由民主的论述下沦为政治不正确，大众便集中关注在自己的自由是否受到限制。其结果，秩序受到影响，大众便恢复各凭本事拉关系的群性。

另一方面，大众仍然保有依附于群的固有文化情感，因而渴求大有为政府来领导。因此在制度上凡是遇有应该限制政府责任时，往往没有人或机构在认真有效地执行，即使有在执行的，竟多是以政治斗争为目的，所谓宪政，形同因人设事。

回看为了推动民主自由而改造儒家文化的奋斗，已经有百年以上的纪录，迄今没有成果。看来，单纯要拋弃儒家文化的线性史观太过浪漫，必须要深入反省儒家文化与自由民主的深层关系，才能重新思索如何让两种规范彼此适应。

在现代中国为了抵抗强权，从无为而治转向大有为政府之前，所谓群性，并没有意识形态建立的历史目标在引导，也没有民族主义在鼓舞。所谓群的体现，在于自制。至于在什么方面应该自制，没有具体规范，而得根据实际的情况来判断。遇到纷争而要恢复秩序之道，就是克制自己的慾望，不但社会基层要克制，有权力的人更要克制。这就是克己复礼的主张，唯有克己复礼，群才能到达仁的境界。

仁的境界没有指涉任何特定的秩序，这就像有限政府的道理一样，没有指涉任何意识形态，因此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都可以采取有限政府。简言之，克己复礼是儒家调和群性与个性的方法论，也是儒家反对权力集中或专政权力的一种立场。

在自由主义国家，宪政之所以得以运行，并不是单纯在靠民意代表制约政府权力，还仰赖大众普遍关注人权的价值。亦即，大众不仅止于关心自己的行动自由是否受限，也关心旁人的人权是否受压迫。这样的关心，更不仅止于同情而已，而是一种对人权的欣赏与关怀。简言之，单是同情别人的人权，还算不上自由主义。

自由主义与儒家文化在思维倾向上因而有所不同。自由主义作为一种价值，要求的更是对不自由的现象应该介入，甚至加以改造，以维护所有个人不受到政府权力的迫害。这时，天下只有一种标准。在儒家文化下推动自由民主后所会带来的，是人人都懂得关心己的行动自由，甚至误认为凡是对自己行动自由设限，就是迫害自己人权。

但另一方面，大众不关心其他人的人权遭遇，对于政府用权力迫害其他人的人权缺乏敏感，就算偶有表示同情，也属触景生情，稍纵即逝，并没有根深柢固的人权价值在支持。但是儒家文化看到个人纷纷主张自己的权利时，所立刻引发的是对大众自制力溃散的焦虑，于是常出现乱世用重典的呼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