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王伟光教授
思想是文化的灵魂，是文化的内核。中华民族在漫长而曲折的历史长河中，形成了源远流长的优秀思想成果和文化传统，为中华儿女构筑了永久的精神家园。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渊源、发展脉络、基本走向，讲清楚中华文化的独特创造、价值理念、鲜明特色，增强文化自信和价值观自信。
为探寻中华文化绵延不绝的内在动力，推出真正能代表我们这个时代的认识水平，深刻反映中国学术、中国精神和中国道路的标志性成果，中国社会科学院计划启动大型学术项目——《中华思想通史》（以下简称《通史》）。《通史》上溯远古、下迄当今，力图全面揭示中华民族五千年来的思想变迁发展实态。就《通史》项目的实施意义、编纂计划、指导原则、写作特点等问题，记者专访了项目负责人、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王伟光教授。
一部中华优秀思想文化的集大成之作
《中国社会科学报》：王伟光院长，您好。非常感谢您抽出时间接受采访。中国社会科学院此番撰修《通史》的大动作备受学界瞩目。首先能否请您介绍一下《通史》项目的筹备情况和编纂计划？
王伟光：好的。《通史》项目目前正在紧锣密鼓地开展筹备工作，编纂工作计划于2015年正式启动，初步预计在2019年完成。项目的最终成果形式主要有四部分：《中华思想通史资料长编》、《中华思想通史》（全本）、《中华思想史纲》、《中华思想通史》（插图本）。在此基础上，还计划推出外文版、在线检索版。编纂《通史》采用集团作战的方式，我们力争拿出一部能够代表中国社会科学院基础学科水平的鸿篇巨著。
《中国社会科学报》：启动如此一项规模宏阔、耗时数载的学术项目，是基于何种考量？
王伟光：一个民族能否实现伟大跨越，归根到底，要从这个民族的文化深处去寻找。思想既是社会发展的精神文化成果，也会转化成社会发展的物质动力。决定一个时代走向的终结原因是社会经济形态，而人们的思想观念，特别是被广大群众所接受的正确理念和价值诉求，以及受这些思想观念支配的文化生活方式，反过来会直接影响、导引时代的变迁和进步。
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发展历程，积淀了丰厚的思想资源，标识着中华民族艰辛探索、不断发展的轨迹。一直以来，学界不乏对中国思想史进行梳理和总结的成果，其中也有精品力作，但实属凤毛麟角。无论是从时间断限还是从思想脉络来看，迫切需要堪称贯通古今的中华优秀思想文化的集大成之作早日问世。编纂《通史》的重要意义之一就在于集成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形成的优秀思想和文化传统。这既可以继承中华传统优秀思想文化，为我们党总结历史、开创未来提供丰富的思想资源，也能使中华优秀智慧资源走出中国，为世界文明和人类智识的提升作出属于我们中华民族的贡献。
《中国社会科学报》：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体现着中国道路的文化底蕴、中国精神的文化根基、中国价值的文化源泉，也承载着中国梦的文化内涵。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实现中国梦的精神力量，是我们当前面临的重大理论和实践课题。这是否也是编纂《通史》的目的所在？
王伟光：这正是我要谈的《通史》项目的第二点意义和作用。编纂《通史》，可以深入挖掘中国历史文化宝藏，从历史的深处发掘中华优秀思想文化的思想内核，为中华民族走向复兴不断注入思想和精神力量。我们也不能忘记，中华文化之所以绵延几千年而不绝，离不开中华思想的开放和包容，离不开对优秀外来思想、外来文化的吸收和融合。历史上，中华文化对外来文化的包容和吸纳，曾经有力地推动了我国封建社会的发展，构成中国封建社会长期维持稳定的重要精神力量；近代以来的中国社会发展变迁，同样揭示了外来思想和文化对中国社会发展的推动和促进作用，并一再雄辩地证明了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和道学传统救不了中国，实现不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唯有马克思主义，唯有与中国本土实践相结合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才能救中国，才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在中华民族走向复兴、中国梦的实现从未如此清晰的今天，挖掘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精华，融合汇通外来先进思想文化，从历史和现实、思想和社会、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多重维度，探索总结中华民族五千年来的思想变迁规律，不仅有利于考量我们党90多年来的理论探索在中华文明历史长河中的地位和分量，也有利于在新的历史时期进一步做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工作，为中华文明的提升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进一步发展，筑牢思想文化的根基，提供有益的借鉴。
《中国社会科学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根植于中华文化沃土。借由《通史》的梳理，我们是否可以在中华思想史的浩瀚卷帙中明确勾画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坐标？
王伟光：的确如此。我们从实践和法律的角度确立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在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指导地位。我们还需要进一步从学理的角度确立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中华思想文化史上的独特地位。纂修《通史》的又一个重大意义就是弘扬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成果。
通过编纂《通史》，从五千多年文明历史变迁的角度，审视鸦片战争以来，尤其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中国的思想发展轨迹，对近代以来各种社会思潮进行比较分析，辨异同，明是非，“述往事，思来者”，有助于牢固确立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在中华思想史上的经典地位；有助于进一步弘扬几千年中国优秀文化和马克思主义相结合所形成的先进思想文化，即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既是我们中华民族未来前进的基础，又是中华文化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推动世界文明发展的最可靠、最坚实的力量。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刚刚从宏观层面谈了《通史》项目的三大作用。如果仅从学术层面来看，实施《通史》项目有怎样的意义？
王伟光：启动《通史》项目的出发点就是要加强我院的基础学科研究。通过实施大项目，把我院哲学社会科学各基础学科的优秀人才调动起来，形成一个作战集团，把成果推出来，把队伍带出来，把基础学科立住。
特别值得重视的是，《通史》的编撰，不仅可以集成中华优秀思想成果，还可以造就一大批思想和学术人才。学术进步的前提在于队伍的接续、思想的传承。学术发展史反复证明，组织中青年学者参与重大学术项目，在学术实践中打牢基础、提高水平，不失为培养人才、锻炼队伍的有效途径。《通史》作为重要学术文化工程，既需要学养深厚的资深学者指导、把关，也需要大批中青年学者在第一线攻坚克难、躬行实践。尤其是《中华思想通史资料长编》，是全书的基础性工程，现在看来，中青年学者将是其主力和骨干。通过搜集、整理和甄选重要思想史料，中青年学者将经受一次极其严格的学术史训练，这是治学的基本功。他们将从中汲取思想精华，提高思想认识，体悟先贤治学取向，开阔学术视野，认识学术规律，培养优良学风，深化学养基础，重塑学术研究的严肃性和神圣性，使我们的学术事业和社会科学事业后继有人。
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全书的主线和灵魂
《中国社会科学报》：对思想史的写法，学界存在诸多争论。比如，知识史与思想史之间应当如何互相说明？怎样看待哲学史与思想史之间的关系？对这些思想史研究中的重大理论和方法问题，《通史》将如何处理？
王伟光：你提到的这些问题，项目组在筹备过程中进行了充分的讨论。学界对思想史写法的论争，很大程度上关涉的是思想史概念和范畴的界定问题。对于思想史，国外主要有三种概念，即观念史、专题思想史和知识史。观念史强调思想家的思想体系与认识；专题思想史强调特定条件下人们的思想表述、方法和观念；知识史接近文化史的范畴。这几个范畴都太窄，局限性较强。《通史》项目要做成大思想史，要体现文史哲多学科集成式的学术大气，要通过中国思想史，把文史哲学科贯穿起来。就具体写作策略来讲，要以占统治地位的主流意识形态为主线，以哲学思想为统领，以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宗教、伦理为主要部分，强调每个时代的特点，重要的详写，一般的就少写。
《中国社会科学报》：思想史的不同写作策略背后，往往体现的是不同的观念、思路和方法。《通史》这样一部旨在代表我们这个时代学术水准的思想史巨作，背后秉承的是怎样的指导思想？应该遵循哪些编纂原则？
王伟光：我认为，在《通史》的编纂过程中，至少应坚持六条原则。第一，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第二，坚持思想史与社会史研究相结合的方法；第三，坚持人民思想史的写作思路；第四，坚持开拓创新的原则；第五，坚持以世界的眼光研究中国思想史；第六，坚持古为今用、厚今薄古、努力为现实服务。
其中，鲜明体现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通史》的主线和灵魂。要运用并始终坚持唯物史观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从纷繁复杂的史料当中收集、分析、研究中国思想文化，去伪存真、去粗取精，梳理出一条明确的中国思想文化发展脉络和主线，找到中华思想最精华的内核。
《中国社会科学报》：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全书的主线和灵魂。这一点是如何体现的呢？
王伟光：这在其他几条编纂原则中就有充分的体现，就拿第二条来分析。我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侯外庐先生主编的《中国思想通史》是中国思想史研究的传世之作，它非凡的创见就是注重社会史和思想史的结合贯通，而思想史和社会史的互动研究则是唯物史观的重要视角。思想来自于社会实践。我们要始终坚持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唯物史观基本思想，以社会形态为依据来考察思想史。从社会形态的深层次出发，揭示出时代思潮的本质和特点，深刻展现思想变迁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内在逻辑。
编纂《通史》要通过社会史来看思想史，将思想史和社会史相结合，坚持社会形态史的分期方法。据此，我们对《通史》的体例做了一个初步的设计，按照社会形态分为中国原始社会思想史编、中国奴隶社会思想史编、中国封建社会思想史编、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思想史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史编。
《中国社会科学报》：民众思想要不要写入思想史是近年来在思想史研究领域讨论较多的话题。有学者认为，人民群众的思想一般说来缺乏理论概括，在历史上也很少被保存下来，研究民众思想是不现实的。《通史》为什么坚持人民思想史的写作思路？
王伟光：正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通史》要坚持人民思想史的写作思路。我们既高度重视主流意识形态的变迁，高度重视杰出思想家们的精神成果，也重视普通百姓共同性的社会思潮、文化倾向、情感诉求和价值取向，也就是普遍社会观念；既重视学者们“十年磨一剑”的精致成就，也重视真正能影响生活方式、时代变迁的精神力量，反映人民群众的所思所想。关注人民的观念与诉求，“把思想的历史还给人民”是本书在方法论上的重要创新，写一部人民群众的真正思想史是本书的基本追求。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这部《通史》不仅仅是某些思想家的思想史，也不仅仅是帝王将相的思想史，而是一部人民群众的思想史。
《中国社会科学报》：说到方法论的创新问题，开拓创新是《通史》的编纂原则之一。《通史》还在哪些方面有所创新？
王伟光：在《通史》的编纂过程中，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努力推动学科理论、研究方法、写作方式的创新。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也是分析中国思想文化应当遵循的基本原则。在此基础上，我们希望全面实现学术观点与思想理论创新，在研究方法和写作方式上有新突破，创造出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检验的代表国家水准的创新性成果。
在我看来，《通史》应具备思想性、系统性、集成性、传承性和创新性。全书展现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思想变革历程和历史风貌；全书突出一条主纲，即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是一脉相承、一以贯之、不断继承发展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对中华传统思想文化的继承和发展；全书通过对中华思想历史资料的搜集、整理和研究，将成为传承中华民族优秀思想传统和智慧的基础平台，是一部融合多学科、发挥多学科所长的学术集成之作，具有一定的学术参考价值。
《中国社会科学报》：接下来请您谈谈第五条原则，为什么要坚持用世界的眼光研究中国思想史？
王伟光：编纂《通史》，既要考虑到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与外来文化的结合问题，也要阐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是一脉相承、不断发展的。中华传统思想和马克思主义高度结合，包含着中国传统哲学的优秀思想，如辩证法思想、唯物论思想等。因此，要从中华传统思想文化与外来思想文化结合的角度来写，以世界的视域考察中国思想史。要把中华传统思想史中创新的、结合外来思想文化的成分，并能用于指导今天中国现代化实践的思想线索梳理出来。
《中国社会科学报》：从您以上的分析我们不难看出，《通史》不仅是在论史，更是为了观照现实。经世致用是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中国人更有在思想中解决根本问题的传统，思想史研究中的现实关怀因此显得尤为重要。
王伟光：对，所以编纂《通史》要坚持古为今用，厚今薄古，努力为现实服务。坚持以史经世，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重点展现鸦片战争以来特别是我们党的思想探索历程，充分发掘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要借鉴意义的思想资源，为中国梦的实现提供智力支持。
集中体现中华民族一脉相承、一以贯之的主流精神
《中国社会科学报》：我们知道，思想史研究在中国学术界一直充满活力，此前有不少思想史研究的成果。中国社会科学院版《通史》将呈现怎样的特色？
王伟光：我们一定要突出中国社会科学院搞《通史》项目的特色。一是要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重要学派，代表我院主流学术思想。二是在时间、空间跨度上，视野要更开阔。三是要站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新的时代历史高度上，有时代性。四是对中华思想灵魂的挖掘、对中华精神文明和时代文明的认识要更深入。五是对资料和数据等材料的掌握要更丰富、丰满。
我认为，实施《通史》项目的关键是一个“通”字。一是要着重勾勒中华民族延绵不断的思想史，在时空上要通。二是中华民族内生的动力和生生不息的价值观要通，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在古今先进思想家的有关著作中都能体现出来。三是中华文化与外来文化的联系要通，中华民族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吸收外来文化，同时不断向外释放、影响外来文化。四是中华文化有着巨大的包容性，兼容并蓄要通，在历史的长河中始终包容众多的外来优秀文化。五是在中华文化裂变、转型的过程中，中华思想没有产生断层，要保证其延续性也要通。中华思想史是从中华民族社会存在发展基础上产生的。正如马克思所言，社会意识是社会存在的反映，思想是时代的反映。思想是人民创造的，是通过思想家的历史活动反映出来的，我们要把人民思想史与著名思想家、政治家的思想史结合起来。
《中国社会科学报》：通史写作之难，有目共睹。加之研究对象的复杂性，思想通史的写作难度更是可想而知。既要求高度浓缩材料，又要寻找思想史的连续性脉络。《通史》如何确保对中国思想史连续性的把握？
王伟光：马克思有一句名言，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主流意识形态和主流价值观是思想史的主要脉搏，《通史》项目要特别突出主流思想和主流价值观，重点研究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对社会发展产生过重要影响的主流观念形态或理论体系。要集中体现中华民族一脉相承、一以贯之的主流精神，并努力梳理出中华民族文化基因的密码，用它作为贯穿全书的灵魂。中华民族从古代文明发展至今，靠的是内在的、不断继承的中国精神、中国思想。我们要致力于构建中华民族的精神自信、信仰自信、价值观自信。在我看来，从最古老的思想到今天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国精神都是一脉相承的，必须始终突出这一主流精神，不要割裂。(记者 毛莉)
